“疑罪從有”何時休?——訪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金杰律師

時間:2016-09-30 來源: 作者: 瀏覽: 打印 字號:T|T

20192019德甲赛程赛果 www.ylbrk.com 刑罰是一種最為嚴厲的制裁方法,因為它涉及人之自由乃至生命,還有什么比自由和生命更重要的呢?一個人若失去自由或者生命權,那么一切皆為浮云!所以,人權應高于一切。而作為現代刑事司法文明重要標志之一的“疑罪從無”原則,除關注?;ど緇嶂?,無疑更是對公民人權的有力保障和尊重?!耙勺锎游蕖痹蠐殖啤壩欣桓嬖頡?,是無罪推定原則的一個派生標準,即由于現有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也不能完全排除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的嫌疑,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從訴訟程序和法律上推定被告人無罪,從而終結訴訟行為的法律原則。當今,“疑罪從無”原則已成為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采取的刑事疑案處理原則,成為人類社會訴訟文明發展的必然。我國《刑訴法》1996年即規定了“疑罪從無”的原則,根據《刑訴法》第162條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敝饕硐衷謖觳榻錐?、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在審查起訴階段,經過兩次補充偵查,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人民法院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然而,多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卻依然存在諸多的“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情況,且有些案件令人觸目驚心,更讓親歷者感到無比的沉痛。



金杰律師: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從國際上來看,“疑罪從無”原則最為典型的案例莫過于1994年“美國辛普森涉嫌殺妻案”了,此案可謂轟動整個世界的世紀大審判,在此不再一一詳解。此案也被稱為“疑罪從無”原則在注重保障公民權利和嚴格遵循正當程序的最大、最為典型的刑事案件。案后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精辟地指出:“權利法案的絕大部分條款都與程序有關,這絕非毫無意義。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隨心所欲或反復無常的人治之間的大部分差異。堅定地遵守嚴格的法律程序,是我們賴以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要保證?!北收咭暈?,司法公正是司法過程中追求的最終目標,更是司法的靈魂和法律的精神內核,而程序公正才是有效保障實體公正得以實現的前提。


近年,不斷有冤假錯案頻頻見諸報端,引發輿論強烈關注,這些案件背后無一不昭示著刑事司法中的一些頑疾:重實體、輕程序,重口供、輕物證……非法證據難以排除,疑罪很難從無,雖然相關部門也在順應民意努力糾正和防范,但筆者觀察注意到這些被報道出來的應該只是個案,有的是因“真兇出現”(云南杜培武案、浙江蕭山五青年殺人案、內蒙胡格吉勒圖案、河北聶樹斌案;有的是因“亡者歸來”的個案(如趙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而司法機關主動糾錯的疑案也有,但少之又少。


為何會出現這種歪曲的現象呢?今日筆者采訪到了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金杰律師,采訪前筆者了解到,金杰律師在從事律師職業前曾做過10多年檢察官,且做到了偵查處長、副檢察長,又做了多年法官,且做到庭長和研究室主任,現從事律師工作已整10年,30年的法律生涯,控、辯、審三種身份他都經歷過了,被譽為中國法律界少有的“三棲法律人”,此乃實至名歸也。身在其中,自然對各種案件了如指掌,對我國刑事司法之程序洞察至深,更了解檢察官、法官的辦案思維和工作規律。所以,今天的問題由金杰律師來解答,那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在荊棘叢生的刑辯之路上,金杰律師更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和對法律的信仰,詮釋著法治的精神內核,他更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堅定支持者和堅守者。


趙偉主編:我們了解到您最早在檢察機關工作,代表的是國家的公權力,且做了10多年的檢察官,站在公訴人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疑案”的?


金杰律師:每個法律人都要有“疑罪從無”的勇氣和堅持,既是法律專業要求,也是法治精神的體現。作為公訴人,代表著國家擔負著指控犯罪的神圣使命,代表著法律的正義,公訴人既要審查、核實證據,也要補充證據,依據法律提出是否起訴的意見,還要對提起公訴的案件出席法庭支持公訴,揭露犯罪,證實犯罪,使罪犯得到應有的懲處,這些都對公訴人素質要求非常高,公訴人的辦案能力和執法水平直接影響著檢察工作的整體辦案效果。


我曾經歷過一起至今難以忘懷案件。我當時還是檢察機關的一名檢察官。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務院印發《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的通知,鼓勵工業部門、地方政府和企業合作,組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一個煉油廠被五名公職人員承包了,承包協議約定每年上交承包費50萬元,在承包期限到期之前他們預先分配了5萬元利潤,后經舉報被檢察機關查處。由于當時全國對公職人員承包經營涉及貪污罪的界限研究不夠,五名公職人員以涉嫌貪污被批準逮捕,隨后進行搜查并扣押了相關物品。但在是否決定提起公訴時出現了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承包期限沒到,利潤沒有上交,先行分配利潤屬于利用職務便利貪污公款;另一種意見認為,承包協議對承包費用和承包期限約定明確,類似于“死包”,雖然承包協議沒有明確約定上交承包費后的利潤分配時間,但他們只是在承包到期前提前分配了利潤而已,如果承包到期,利潤上繳,是可以分配利潤的,提前分配尚不能認定貪污罪。為此,經反復研究并請示上級檢察機關,最終認為五人不構成犯罪撤銷了案件。案件雖然撤銷了,但是由于查處案件帶來的一系列后果,卻是無法避免的。在釋放嫌疑人以及返還扣押物品時,檢察機關因此受到詬病,善后工作很是麻煩。由于案件的查處,原有的承包無法繼續進行下去,只能提前終止,企業因此受到很大損失;案件的當事人由于被羈押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對工作也心灰意冷,釋放后有的提前退休,有的執意改行,有的自謀職業,檢察機關也因此受到很多的議論。盡管如此,我們最終還是做到了“從無”。


“錯案”除了當事人受到損害外,對司法公正的損害是很大的。所以,檢察院批捕要慎重,起訴更要慎之又慎,“疑罪從無”應該是我們每個法律人都應當堅持的,不能因為已經批捕了就不堅持“疑罪從無”。


趙偉主編:請問在司法實踐中,“疑罪”最終判決卻出現“從有”的情況是個案,還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呢?


金杰律師:“疑罪從有”是指即使案件關鍵性事實(即影響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實)存在疑問,司法機關仍然強行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為了保全顏面,而將犯罪嫌疑人判處緩刑,或者判處有罪而免予刑事處罰,或者即時從輕判決,即羈押多少天,判決多少天。這樣即避免了國家賠償又避免了司法人員擔責,這樣“留有余地”的“疑罪從有”判決不在少數,甚至是大行其道?!耙勺锎佑小痹詿蠖嗍訃拇碇腥盟痙ɑ亟檔土稅彀賦殺?,也讓被告人獲得了較輕的處罰,這似乎是一種折中的處理方法,從而得到了諸多司法機關、部門的默許。然而,“疑罪從有”也導致司法人員證據意識削弱,甚至采取“刑訊逼供”的違法手段逼取口供,對合理懷疑不管不顧等惡果。司法機關認為只要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尤其是受賄案件,被告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只要有過有罪供述,那么再想改變口供幾乎是不被采信的。雖然都知道案件有疑點,但仍會定罪?!耙勺锎佑小北H慫痙ɑ氐拿孀?,但當事人卻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耙勺锎佑小倍苑ㄖ蔚乃鷙Ω遣豢曬懶?,“疑罪從有”、“疑罪從輕”換來的短暫平和,其實卻蘊藏著更大的社會風險,即公眾對司法制度失去了信賴,對司法公正失去了信任,從而只相信關系,不相信法律,這是法治的倒退。


“疑罪從有”乃錯案的根源。長期存在的“疑罪從有”現象,實際上是“有罪推定”理念的遺留,是代表公權力的司法機關只注重相互配合,不注重相互制約的“產物”。盡管我國立法中已經明確確立“疑罪從無”這一刑事司法基本原則,但20多年來,由法律規定到司法實踐卻存在很大差距。既有司法理念上原因,也有司法制度上的缺陷。司法理念上的陳舊是一個重要問題,‘既然有證據證明某人是可能有罪的,即使證據不足,也不能將其放掉,否則就是放縱犯罪,’這樣的理念已貫穿到司法辦案人員乃至社會大眾的集體意識中,人民的司法理念仍亟待進步??!


趙偉主編: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浙江張氏叔侄案、念斌案等等,他們都是“疑罪從有”的犧牲品,錯案何以釀成,值得人們深思。難道“疑罪從無”真的很難嗎?


金杰律師: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的重要體現,也是刑事訴訟的重要司法原則,是公正司法、確實保障人權、避免錯案發生的屏障。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要想真正貫徹到每一個實際的案件中并不容易。在處理案件中,一遇到疑案的時候,我們的司法辦案人員首先考慮的不是“從無”,而是怎么樣實現“從有”。所以,疑罪從有,有罪推定,刑訊逼供也就會時常發生。糾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司法理念上的故有性,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阻礙因素,它無時不在影響著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上的公正性。


首先,在現有的司法體制下,司法機關強調配合多,強調制約少。公安、檢察、法院在處理案件中,應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卻強調配合多,強調制約少。甚至在涉及某些疑案時,明知道證據不足,不能認定,也要顧及機關之間的某種利益關系,互相照顧,勉強定罪,以至于在許多地方批捕的案件就一定要提起公訴,提起公訴的案件,法院一定得做有罪判決。


其次就是司法辦案人員擔心國家賠償,這樣就會以犧牲人權為代價,對于證據不足的案件,就難以做到“疑罪從無”。想方設法以定罪來避免國家賠償,經常出現的就是羈押多長時間判決多少刑期,或者重罪輕判,或者想辦法認定一個量刑較輕的罪名,宣判后就釋放了,用這個辦法消化羈押時間。孰不知,這種方式嚴重侵犯了人權,這種以犧牲人權為代價的理念和做法,是現代司法所不容許的。新的刑事訴訟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一項重要的原則寫進法律,正是一種司法的進步,但要真正貫徹到具體的案件中,還需要走過漫長之路。


再有就是司法機關在司法理念上“能拿得起”,卻“放不下”。長期以來,立案容易撤案難,一直影響著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對于案件的處理,我們的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理念上,常常是“能拿得起”,卻“放不下”,案子一旦正式立案了,人也抓了,因證據不足或難以定罪,再研究撤銷案件就阻力重重。在司法理念上,“證據不足就放人,證據確實再定罪”的理念,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得到接受。一個不公正的判決和刑事處罰結果,損害的不僅僅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它讓公眾對法律和司法制度失去了信賴,這種損害是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的,我們期待著“疑罪從無”在司法實踐中更好地落到實處。


我承辦過一起涉嫌合同詐騙的案件,就是一起典型的無罪從輕判決案件。公安部明確規定嚴禁公安機關利用刑事手段介入經濟糾紛,但仍有人置若罔聞。北京張某受安徽某公司委托,在北京建立了辦事處,并負責北京及其他地區的代理和銷售工作,不到一年時間,銷售額近200萬元,然而,由于張某貨已賣出,但貨款還沒有完全回籠,故張某對于安徽某公司還有149萬元未能在年底前全部付清。安徽某公司催要,張某無錢可付,這樣就違反了合同約定的結算時間。春節將至,張某被安徽警方以涉嫌合同詐騙為由刑事拘留。張某的家人經人介紹來到京都所找到了我。我與所里律師審查雙方簽訂的合同和相關材料后認為,張到期未能結款,主要是貨款沒有按時回款導致,并不是張某拒不結款,張某既沒有攜款潛逃,也沒有轉移、隱藏貨款,更沒有揮霍,這完全是一個簡單的合同欠款糾紛,與刑事犯罪沒有關系。接受委托后,我們立即起草了一份律師意見書,遞交給安徽警方,后經過交涉和協商,警方表示,只要張某家人湊錢將款項還上,即刻放人。但當張某家人東挪西借湊齊100萬元交給警方后,張某被批準逮捕。我們又將證據等情況向檢察機關做了溝通,建議檢察機關作不起訴或撤銷案件。檢察機關辦案人員答復,“要將全部貨款都還上才可以考慮不起訴?!痹諢蹩蠲揮謝亓那榭魷?,張某家人仍舉債將剩余49萬元貨款全部交還,結果案件卻又提起了公訴。法院開庭后,法官感到很難定罪,但最終還是作了有罪判決,羈押了8個月,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判刑8個月?這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判決!判決后張某不服提出上訴,后又撤回了上訴。張某最后坦言:“我還要養家糊口,真的是折騰不起了!”,聽了這話,作為一名檢察官和法官出身的律師,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我們的老百姓太善良了,我是盡到了職責還是沒有盡到職責?有多少這樣的案件當事人就是實在折騰不起了,才無奈的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疑罪從無”真的很難。下面這個案件只是一起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一起案情并不復雜的受賄案,從被告人岳某某被刑事拘留之日算起,歷經兩年零七個月,等來的卻是一個既有無罪也有定罪的刑事判決,我作為該案的辯護人,歷經了重審、二審的多次審判,其中的曲折和艱辛唯有親歷者或才能感同身受。


公訴機關指控,2008 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岳某某在擔任某供電公司供電所長期間,接受該所工作人員張某(另案判刑)的請托,幫助肇某(另案處理)違規辦理變壓器新裝手續。經被告人岳某某及張某的幫助,肇某在未實際安裝變壓器的情況下,分別以徐某某等四人名義辦理了四臺變壓器拆遷銷戶手續。2009年4月至5月間,肇某獲得四臺變壓器拆遷補償款120萬元后,送給張某30萬元,張某將其中的14萬元分兩次送給被告人岳某某。2008年7月至8月,被告人岳某某接受該所副所長何某某(另案處理)的請托,在審批徐某等三人變壓器新裝手續時,審批同意。2009年 3月,在被告人岳某某的辦公室內,何某某為感謝其在變壓器審批方面的幫助,送給被告人岳某某4萬元,被告人岳某某涉嫌受賄人民幣 18 萬元。2011年12月15 日,一審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岳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岳某某不服一審有罪判決,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于2012年3月20 日作出刑事裁定書,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一審法院重新組成合議庭,于2012年5月17日、9月7 日先后兩次開庭審理,尤其是在第二次重審開庭時,將行賄人張某、何某某從監獄傳喚到庭出庭質證。庭審中,除行賄人單方的口供外,公訴機關沒有提供其他有利的證據證明受賄的事實,岳某某對指控受賄 18 萬元的事實始終予以否認,我堅持為岳某某作無罪辯護。


2013年9月17 日,一審法院第四次開庭審理??デ?,我提交給法院的證據,公訴機關既不接受,也不同意質證。2013年9月23日,一審法院做出判決,判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岳某某受賄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但岳某某違規審批, 導致國家拆遷補償款被騙,其行為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對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不構成受賄罪的辯護意見予以采納,判決被告人岳某某不構成受賄罪。但對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不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的辯護意見,認為辯護人未向法庭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觀點成立,對此辯護意見不予支持??悸塹獎黃鵯鉅丫孔坊?,故判決被告人岳某某犯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免于刑事處罰。岳某某仍然不服重審判決,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提出抗訴 , 但隨后又撤回抗訴。岳某某因在醫院搶救治療, 無力參與訴訟, 遂在二審中申請撤回了上訴, 二審法院裁定準予撤回上訴,此案就以這樣的結果結束了。


該案中,只有行賄人口供,沒有被告人有罪的供述,沒有物證,沒有任何其他直接的旁證,怎么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法庭質證階段,兩證人到庭,對于行賄細節陳述矛盾百出。公訴機關認定岳某某構成受賄罪,缺少充分、有效的直接證據予以證明,間接證據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認定岳某某構成受賄罪證據不足。岳某某也不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該案達不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根據“疑罪從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應當宣告岳某某無罪。但遺憾的是,檢察、法院還是互相配合,對受賄罪沒有認定,以一個量刑較輕的罪名做了有罪判決。


“疑罪從有”司法的公信力何在?我和田文昌老師一起承辦了陜西某房地產開發商董事長樊某職務侵占案件。陜西某房地產開發商董事長樊某是公司的大股東,該公司與香港某公司合作開發地產項目,后來由于市場狀況不好,開發沒有盈利,香港公司要求返還投資款。雙方發生糾紛,港方以職務侵占報案。公安機關認為:樊某利用自己職務便利侵占了他人(港方)財產。為此,我們聘請有關的法律專家在北京對本案進行了專家論證,并與公安、檢察等司法機關多方研究探討,最終案件才被撤銷。樊某在被羈押一年多后,恢復了自由之身,但樊某沒有申請國家賠償,“我也不要什么國家賠償,以后不要再難為我就行了”樊某無奈的說。


趙偉主編:您又有哪些執業感觸可否與我們分享?


金杰律師:“作為律師,要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利,窮盡所有合法手段,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推進法治的建設和發展。刑辯的道路存在艱辛和曲折,更需要刑事辯護律師的堅守和堅持。做‘疑罪從無’很難,但仍然值得刑辯律師去做,因為這是一個律師的責任,當被告人遇到困難時,他們能想到聘請律師,是對律師的信任。作為律師就是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件中,通過律師參與訴訟、履行辯護職責的具體過程,推動了司法體制和理念的進步,在與司法辦案人的良性溝通中逐步達成共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很多司法辦案人員,動搖了他們“疑罪從有”的固有理念,使其不能重判。實踐中,許多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只是有礙于他的位置和當地的司法環境,最后才做了無奈的有罪判決,雖然是從輕的判決,我覺得這也是律師心血的付出,盡管有許多風險和阻力,但這種付出和努力是值得的。


后記


筆者以為,這些最終“疑罪從有”的案件,確給金杰律師的辯護生涯留下了不小的遺憾,甚至讓金杰律師始終難以釋懷,但對于當事人(被追訴的被告人)而言,由于律師的介入和辯護使其盡快、及早得以實現人身自由,走出了囹圄,雖無奈,但對于辯護律師的努力和最終結果已經很感激和滿足了。


借用英國大哲培根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然觸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則毀壞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


采訪結束,金杰律師感嘆道: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處理結果,就會在當事人心里埋下了對司法機關不滿。對司法制度不信任,甚至對社會怨恨的種子,相當于一顆不定時的炸彈?!爸揮屑岢幀勺锎游蕖?,才能更有效的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消除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勺锎佑小問斃菀??


(本文由《中國刑辯大律師》主編趙偉采編,原文刊登于“中國律師年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