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律師接受《財新網》專訪:談周永康案與四中全會

時間:2015-06-28 來源: 作者: 瀏覽: 打印 字號:T|T

20192019德甲赛程赛果 www.ylbrk.com   編者按:中央查辦周永康,十八屆四中全會討論依法治國主題,兩條新聞同一天發布。在民眾為中央高層反腐叫好的同時,法律界人士更為看重將于10月舉行、研究推進依法治國等重大問題的四中全會。

  為此,財新網約訪多位法律界人士,就反腐和法治問題暢談觀點,并展望十八屆四中全會。

  8月1日,著名刑辯律師、京都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名譽主任田文昌就此主題接受財新等記者的采訪。談話內容整理如下,內文標題系編者所加。

  中國法治需要撥亂反正

  我經常講,中國法治改革在2002年以后的十年里,出現了停滯甚至某種程度上的倒退。從現象來看,在那些年里,司法審判權的公正獨立行使都受到了嚴重限制,權力干預越來越明顯、干預的作用越來越大,司法機關甚至沒辦法獨立思考了。很多冤假錯案的形成,就是權力過分干預導致的。甚至某些司法活動、司法機關,成了權力斗爭和權力尋租的工具,這太可怕了。

  從我個人的體會來看,律師辦案的成功率大大降低。此前,律師還能發揮較大作用。在周永康主政政法系統的十年間,律師很難發揮作用。律師的權利和地位受到嚴重的打壓。
  從機制上來講,2002年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部長,同時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長級別超過最高檢、最高法兩長,這是一個標志性的機制變化。此前,中國提出建設法治國家的時候,一個標志性的體制設計,就是把檢、法兩家提高半格,這是制約機制的基礎性設計。因為案件經過公安機關偵查以后,移送到檢察院、法院,(公、檢、法)要一級比一級高,才能顯現出三家制約的作用。
  周永康任公安部長以后,公安局長兼政法委書記,后來又進常委,后來這個機制在全國陸續地鋪開。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公檢法”三家公安就是老大,在提出依法治國以后才改過來了,2002年又改回去了。

這樣一來,公安機關移送來的案子,檢察院、法院有異議的時候,在通過政法委協調時,政法委書記又是公安局長,就很難辦了。中央電視臺社會與法頻道(CCTV-12)2003年開播時,整個一個小時的節目里邊,法院、檢察院、律師給的時間都很少,國際上反響很強烈,負面影響很大。

  以法治方式整體清算錯誤機制理念

  周永康事件如何處理,我很關注。周是“倒”了,但是,是不聲不響“倒”了,還是對周的整個這一套做法有一個整體清算?周在政法系統十年,政法系統的問題積重難返,灌輸了很多錯誤的理念,形成了很多錯誤的機制。要真正恢復法治,需要有一個強力的反彈,必須對這一系列錯誤的做法,進行整體、徹底的撥亂反正。

  除了清理這十年間的錯事,更重要的是對這一期間所灌輸的錯誤理念進行清算。比如“民主司法”的提法,就類似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群眾專政”。又如“零判決”、“零上訴”,這都是明顯違背司法規律的。
  法律是什么?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國家強制力,如果調解可以解決一切,還要強制力做什么?如果都可以調解解決,法院就變成家委會了。這些做法,直接造成了國家法律強制力和司法機關權威的弱化。同時也導致了個人權力的橫行。
  薄熙來案時,我在網上發了一段話,大概意思就是說,薄熙來案的審判是好事,律師界對此反應也非常強烈。薄在重慶的打黑,完全是對法治的踐踏。漢代有“腹誹罪”,“文化大革命”有“思想犯”,重慶“打黑”,律師李莊對當事人眨眼,也成為定罪的根據,竟然又出現了“表情犯”,這令人震驚。同時,也希望薄在受審時能夠引起反思,認識到自己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但是,我仍然希望對薄的審判,不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應當嚴格遵循法律程序,以法治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理,對周永康案也應該嚴格按法治的方式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么多年來,很多錯誤的理念和做法已經形成了。由于認識的慣性、行為的慣性,也會積重難返。
  最典型的是沈陽劉涌黑社會案,劉涌被處決兩年以后,因辦劉涌案而受獎的沈陽公安局一些人也被指控為“黑社會犯罪”。其中,主辦劉涌案的刑警隊隊長的妻子,找到我們所律師,想通過他找我做辯護。談到兩個顧慮,第一怕我不答應,第二怕他丈夫也會像劉涌那樣被折磨、刑訊。多大的諷刺啊。當年他就是那么折磨劉涌的,現在他被抓了,他妻子就擔心他會不會也被這么折磨。
  還有云南杜培武案,他本身是刑警隊長,他就是被部下拷打、折磨,屈打成招,承認殺妻,最后證明不是。刑警大隊長被下屬折磨都認了,有什么辦法?你培養了這么一些人整別人,回過頭來這些人會怎么樣對待你?這是體制問題,必須從根本上解決。
  所以,回到這個話題,真正做到以法治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會有一個過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重視和堅持程序正義,對任何人都應一視同仁。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刑事司法中,必須要對遏制刑訊逼供痛下決心,要像割除毒瘤一樣將其徹底割除。

刑訊逼供不遏制,冤假錯案就很難杜絕。我們很多高官,包括很多司法高官,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逼出來、打出來的95%以上的都是真的,但這絕對不是事實。打出來的,很多都是錯的、假的。

  對四中全會寄予期望

  我對十八屆四中全會寄予了很大期望,因為歷來還沒有一次全會專門以法治為主題。

  我具體的幾個期望,第一,是在獨立司法問題上能夠切實走出一步,權力干預司法和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問題必須徹底解決。
  第二,律師地位和作用是一個國家民主法治程度的標志,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律師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第三,辦案經費問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應該要由中央統一撥款,不能從扣押、追繳的案款中提留,這種做法,由于利益的驅使,會導致可怕后果。

  第四,糾正冤假錯案。雖然積重難返,但是如果能夠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無論對于對維護法治,保障社會穩定,還是對于解放生產力,都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沒有個案公正就沒有大局公正

  我關注到兩個領導人的兩句話特別重要。

  一句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這句話我體會很深,能夠談到具體個案公正性的重要性?!拔幕蟾錈苯病按竺鋇紫驢〔睢?,什么意思?就是說抽象肯定的話,做具體否定的事。過去講了那么多“司法公正”,但是一講具體個案,就不講司法公正了,就講顧大局,就講維穩。那時很多法律圈內的人跟我講:“田律師,你在個案上為什么那么較真???”這意思是我太狹隘了,我層次太低了,我不講政治,不顧大局了。

  個案都沒有公正,大局怎么能公正?“文革”中有一句話,“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也就是說,要每個人民群眾都往大河里添水,不要顧著你自己家的小河。我也跟著喊了十幾年,后來才明白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錯誤。是把大河與小河的關系顛倒了。是大河組成小河,還是小河組成大河???實際上我說這種顧大局不顧個案的做法,就是與“四人幫”“大河與小河”的理念一脈相承。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能關注到具體案件的公正,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公平正義是一點一點做起來的,是從一個一個具體個案做起來的。

  厘清“權力”與“權利”,奠基法治國家

  另一句就是李克強總理講的,也很重要。他談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差別:“私權利法無禁止即可為,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可為?!閉餼浠?,是法治國家最基礎的原則。但這么多年來沒有人重視。

  這么多年,包括法律圈里邊,都混淆這個概念。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的法治教育,我們的法治建設,講一些皮毛,但對這些基本理念沒有重視。所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現象司空見慣,人們習以為常。
  我們動不動公權力無限擴大,私權利受到打壓。(官員)動不動問老百姓:“誰給你權利?”“誰讓你這樣干的?”照理說,你沒有禁止,就可以干。警察抓人,(被抓的人)問:“你為什么抓我?”警察經?;岱次剩骸澳闥滴裁醋ツ??為什么不抓別人單抓你呢?”這是非??尚Φ?,但在我們國家、我們社會,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公權力是什么權力?公權力是一種惡,這種惡是必需的,因為沒有這種惡,社會就沒辦法治理。但是,這種權力必須受到制約才行。為什么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因為公權力是一種惡的權力。歷史一再證明,任何一種公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失去控制,都必然會導致濫用,必然導致腐敗。

習近平和李克強講的這兩句話,應該說,過去的歷屆領導人沒有講過。那么,我們如何把這兩句話準確理解、貫徹、宣傳,是非常重要的。

  司法公正的兩個前提

  司法獨立和司法公開是司法公正的兩個前提。

  首先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爭論一直很大。這些爭論的觀點,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不愿放棄權力干預,有的就是擔心司法獨立會不會出現問題。
  法官素質不夠高,會不會亂套?這個擔心并不多余,但是任何事物都要嘗試。嘗試初期難免會出問題,我們法官的水平就在那擺著,善意判錯的可能性也很大。但(司法獨立)這一步總得走出來,因為這是必然趨勢,不能等若干年水平高了以后再走出來。因為,等待的過程中,由于權力過分干預,會出現更大的問題。法官可能出錯的代價,遠遠小于司法不獨立的代價。這一點不容置疑。

  其次,沒有司法公開,沒有監督,司法獨立就難以保證公正。

  有一年我在美國開會,我問臺灣的法官,臺灣司法獨立性很強,怎么防止司法腐敗?他說,很簡單,只有兩條。第一條,他說我做了法官,工資比我的老師要高,相當于部長的工資,而且退休以后,退休金還要加一倍。我就會對這種地位非常珍視,不會輕易失去的。第二條,很重要的,就是法官的每一個判詞都是對全社會公開的,媒體可以隨意得到、發表、評論。如果法官真想胡來,一兩件錯案你就完蛋了,根本用不著別人處理,全社會就把你趕出去了,你沒法做人了。

  媒體不應受限,司法要受監督

  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媒體和司法的關系。我們媒體和司法的矛盾和沖突,一直沒有解決,矛盾升級是從11年前的沈陽黑社會案“劉涌案”開始的。那個案子是我代理的。(法院對劉涌)一審判死刑,二審判死緩,最后媒體一報道,(劉涌)又給殺了。

  這個案件引國內外的轟動,提出了“輿論審判”、“輿論殺人”這樣的問題。那個時期,我們開過幾個國際研討會,研究“輿論審判”的問題。很多人提出來,要通過立法,建立制度,嚴格約束媒體,不能胡說八道,不能導致輿論審判。很多人替我鳴不平,說媒體把我害了。
  當然成也媒體、敗也媒體,這是個事實。但我的觀點卻超出了很多人意料。我認為,輿論殺人、輿論審判的責任不在媒體,而在審判機關。媒體的責任就是監督,如果連這點監督權都沒有了,誰來監督你???媒體就是要說話,不說話還叫媒體嗎?
  媒體只要不說假話,不造謠不撒謊,就可以。媒體評論是他的權力,評論可能對也可能錯,可以說內行話也可以說外行話,那都是他的問題,但司法機關應當“腳正不怕鞋歪”,如果你沒有底氣,跟著別人跑,那是你的問題。他說他的,你判你的,能經得住檢驗,就不怕別人說。這才是一種正確的制約關系,相輔相成,相反相成。媒體說話,是他的權利,是他的義務。如果因噎廢食,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制約手段,司法公正就更難保證了。

所以,第一,輿論監督對獨立司法是必須的,是不容置疑的。第二,獨立司法會在一段時間有負面效應,這是正常的,不足為慮的。第三,要防止獨立司法產生的負面效應,唯一的最重要的途徑就是要加大監督,特別是輿論監督。第四,對于輿論監督與獨立審判的關系,必須要正確認識,媒體不應受到限制,而司法應要受到監督,同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堅持自己的立場。

  曲解民意將破壞法治

  說到輿論,還有一個司法和民意的關系。周永康時期特別強調民意,以民意為理由甚至為幌子來干預司法,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民意有兩種。一種是在不了解案件的基礎上的表達、認識。現在很多案件還沒審判,官方報道就出來,用報道來定案,那肯定是不對的。任何一個報道也不可能像法庭直播那么完全,并不能讓人了解案件的全部真實情況。第二種是了解案件情況,社會公眾表達對司法的一種認識、判斷。比如“藥家鑫殺人案”,案件非常簡單,就是這個事實擺在這,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對藥家鑫的判決,到底是殺還是不殺、重判還是輕判。
  前一種不知情的民意,顯然沒有參考意義;第二種,知情的民意,是否可以左右司法?這就涉及到一個整體民意、部分民意、個別民意的關系。
  美國一個大法官講:“審判案子時,假如外邊有五百個人在抗議,我怎么能知道更遠處有沒有五千人在支持呢?”五百人能代表民意嗎?網民能代表民意嗎?所以,大民意、小民意,整體民意、個別民意,這個區別非常重要。局部地區、部分人的認識,不能代表整體。民意永遠是不能統一的,任何事情,都會有兩種以上的不同聲音。
  這就涉及“立法是什么”的問題。立法就是代表民意,既然立法代表民意,嚴格執法就是體現民意。你不能用部分民意來否定通過民意制定出來的法律本身。這是一個最原則、最關鍵的問題。如果立法不對,違反民意了,是惡法,那只能提出修法。但在沒修改之前,還得遵守它,這是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真正尊重民意,就是尊重法律本身。如果以個別人的民意,以某一個案件中的部分人的民意為理由,來否定法律的規定本身,那就是破壞法治,從根本上違背了民意。因為某些人抗議了、某些人反對了、某些人呼吁了,就可以突破法律了,這就非??膳?,就是破壞法治,就是回到暴民社會了?!拔幕蟾錈筆且桓隼?,歷史上“暴民社會”的例子也很多,大家說那是一個小偷,打死他!說那是一個強奸犯,殺了他!一幫人上去就打死他,結果打錯了,但錯了也沒辦法。這就是“暴民社會”。法治社會恰恰要避免這種現象。

  千萬不能把民意問題曲解了,把民意問題庸俗化了,那是對法治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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